千百年来,描写杭州和西湖景色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,最有名的除了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,还有苏轼的<饮湖上,初晴后雨>,,和柳永的《望海潮》,前者的“欲将西湖比西子,浓妆淡抹总相宜“,为西湖留下了美丽婉约的“西子湖”别名,后者则述尽了钱塘(杭州)的富庶繁华,以致于据说当时金主完颜亮看罢萌生了“投鞭断流”(攻宋)之意。
为什么历代文人墨客情钟西湖、甚至把杭州唤作天堂呢?无双的美景当然是个中原因,但我想另一个原因是:这里为各色文人提供了一个倾吐块垒的绝佳场地,也是隐士高人理想的归隐家园。
受历史文化和儒、释、道的思想熏陶,中国人的行事,向来讲求“圆满”,所谓“善始善终”,甚或“善始不如善终”,由此便刻意中庸,适可而止,层次再高的就是一旦人生价值或梦想实现后就“疾流勇退”。殊不知,范蠡功成名就,载西子泛舟五湖是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。
只是这样的结局未免难得,一方面:名利物欲的驱动使春风得意者欲罢不能,徒发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的虚伪慨叹;另一方面,空有治国安邦之才而终不得用、终不得志的失意者,虽满腹经纶,又何谈功名,更遑论勇退?于是得意者于得以之中也难免有失意者的低吟浅唱、失意者于失意之中也偶发得意者的豪迈狂歌。两者在人生价值的实现方面貌似迥然相悖,在茫然无奈、寂寞无助时对人生的感悟却又是殊途同归的。
有了感受,就要抒发,对文人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杭州以天堂之富庶,西湖之绝美,加上范蠡载美人泛舟的不灭神话,使其想当然地成为了自古文人抒胸臆、诉别离、伤不遇、发牢骚的钟情之地。想想看: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、菱歌泛夜、吟赏烟霞”,对于境遇不同的文人来讲,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,要多无奈,就有多无奈。